温故 | 大学建筑中的“向经典致敬”
所谓建筑是“石头的史书”，说明建筑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生产、生活的需求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还意味着一种“恒久性”。古今中外，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和广阔的天地中，留下了无数堪称“经典”的建筑作品。它们世代相传，有些还在“集世界文化之大成”的大学校园里，留下深深的烙印。
不少人见过清华大学校园里那座西洋风格的“大礼堂”，但也许很多人不清楚这座建筑的来龙去脉。清华最初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，1914年，建筑师墨菲和丹纳受聘在中国规划这所“美国式”的大学时，很自然地以美国19世纪典型的大学校园布局为蓝本：在一片大草坪的四周，环绕着教学楼、行政楼、图书馆以及最重要的建筑——大礼堂。
再往前追溯，这种校园格局又源自美国第三任总统、天才建筑师托马斯·杰弗逊于1817年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“学术村”。不同于哈佛、耶鲁等传统的教会私立大学，这个美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所公立大学的校园，是一个开放式、促进自由交往的全新校园。其中，就有一座被称为“Rotunda”（穹窿大厅）的图书馆。
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，1826年建成
清华大学大礼堂，1921年建成
大学建筑除了在形态上对过去的同类建筑有所模仿与传承，更有对其建筑风格的承袭。在中世纪的西欧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刚出现时，并没有自己的专属空间，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常常是在街头、住所以及教堂或修道院里。因此，当时流行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成为很多校园最初的选择。包括早期的牛津、剑桥，都是哥特式建筑。甚至很多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，如芝加哥大学、杜克大学等，也选择延续哥特式的传统，以展现自己的“深厚底蕴”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乔治风格”的建筑在美国大学的形成与盛行，则是另一个“向经典致敬”的事例。17世纪中叶，初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面对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，不再效仿中世纪封闭的修道院式建筑，而是就地取材，筑起更加简便易建的砖木结构房屋。哈佛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和瓦萨学院等早期的殖民地大学，大都选择了这种“小巧而独立”的建筑样式——两三层的红砖房、白色的门窗和尖尖的钟塔，孕育出不同于欧洲的美国大学特质。
始建于1732年的美国费城“独立厅”也是这种风格的经典作品。这幢不起眼的二层建筑，还蕴含着另一层文化象征意义：它是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，走向联邦共和制国家的起点。1776年7月4日，来自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的代表在这里签署了由托马斯·杰弗逊起草的《独立宣言》；1787年，《联合宪章》在此处商讨、制定；在1790到1800年费城作为美国首都期间，该建筑是美国国会的所在地。从此以后，这种建筑风格和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美国大学的青睐，如俄亥俄州立大学、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，以及马里兰大学等许多校园建筑都受到这种乔治风格的影响。
美国费城独立厅，1753年建成
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联合楼（南），1963年建成
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等城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时期的大学建筑，大多没有直接照搬国外的风格和样式，前述清华大学大礼堂的例子，只是极少数。在许多大学的规划和建设中，融合了中国韵味。尤其是“大屋顶”这一极具传统特色的建筑元素，在很多大学中应用，如燕京大学、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大学、圣约翰大学、武汉大学等。不少是外国建筑师在充分吸收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后，结合现代大学的需求进行的创作。其中，燕京大学（现北京大学燕园校区）就是一个“尊崇经典”之作，蕴含了深厚的历史底蕴。
1919年，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园选址，定在当时北平西郊海淀附近的清代“淑春园”遗址。主持该校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也是美国建筑师墨菲。这名活跃于中国的外籍设计师，不仅具备设计西方建筑的功底，而且能顺应教会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，大胆探索和尝试融合现代功能的中式建筑形式。燕园的建造无论是从规划布局还是单体设计来看，都讲求轴线对称，兼顾了中国经典的合院关系。建筑风格端庄中正，与园林互映成景。
燕京大学贝公楼，1926年建成